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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基的早年经历与其后辈作家乔治·奥威尔简直如出一辙，或者应该反过来说才更合适，毕竟萨基是奥威尔的前辈。奥威尔也是从小难得见到供职于印度殖民地的父亲一面，虽还有母亲陪伴，也是个体弱多病、孤独敏感的小男孩。而且奥威尔在伊顿公学毕业后竟然也放着大学不读，决定步父亲后尘到缅甸担任军警。可他的缅甸岁月显然没有萨基般惬意，反而给他留下颇为深刻的精神创伤，使他认识到阶级、种族的残酷，直接导致他迹近自虐的精神状况。论起萨基幼年的精神创伤，则无疑就是姑母的苛待。他缺少正常的母爱，父亲的形象又几乎全付阙如，终于导致他成为同性恋者。他后来曾与小他十六岁的诗人、小说家西格弗里德·萨松出双入对，而且据说他在缅甸和伦敦的居处均蓄有“侍童”。说到性取向问题，他前辈后辈的作家中与他有同好者所在多矣，本无可厚非，而且反而更会强化他们对伪善的社会规则和习俗的敏感，不过具体到萨基，除了使他讽刺爱德华时代（1901—1910）社交界的锋芒更加尖锐之外，他的性取向以及他对姑母的不喜亦使他的某些作品带上了“厌女狂”的症状。比如，他几乎一得到机会就会刺当时那些争取女性投票权的女人一下，《“易怒者”赫尔曼——“大悲恸”的故事》以及《节日庆典》则直接拿她们“开涮”。
萨基短篇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当然就是两个串场人物：雷金纳德和克劳维斯，其实两者可以视作一人——他们正是愚蠢、古板、刻薄的姑母形象的反面：“堕落”却不邪恶，满嘴绚烂多彩的怪话和模棱两可的悖论，可以睥睨一切唯独外表马虎不得，像极了那位唯美主义大师奥斯卡·王尔德。比如开篇的《雷金纳德》：在这位活宝几乎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之后，“我”能将其劝走的最后一张牌即是提醒他提防潮气毁了他“右边眉毛上那精心弯转的发鬈”。再如，克劳维斯在《帕克尔泰德太太打虎》中就直接显摆“我的身材可是跟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小伙子一般完美”。萨基当然是把自己的一大部分授予了这两个角色，特别是克劳维斯，他赖以确立其文名的众多“警句”和“悖论”（paradox）也大多出自这两个人物之口。最早的短篇集《雷金纳德》中有好多篇甚至干脆就是雷金纳德就诸多话题发表的“评论”。我们在阅读萨基小说时的大部分乐趣也端赖这两个人物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的信口雌黄与貌似无辜的插科打诨。譬如《寻子记》中那毫无心肝的故意打岔：“她竟然纵容自己自私地沉溺于年轻母亲的丧子之痛，全然无视克劳维斯对芦笋酱汁的焦心。”借用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的说法：“既像玩杂耍，又像变戏法；刚刚让它滑过去，随即又把它抓回来；忽而用想象的虹彩把它点缀得五色缤纷，忽而又给它插上悖论的翅膀任其翱翔。”
萨基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当然并不限于可恶的姑母，“正面的”起码可以举出两类，一是冷静自持、敢做敢当的少女，如好几个短篇中那个不知是否一人的“薇拉”，用他小说中的评论就是“浪漫传奇随口就来可是她的专长”。再就是富于幽默感，同样敢做敢当的几个贵妇形象，最突出的当属《沙茨-梅特克拉姆教学法》中的卡洛塔女勋爵——她们其实就是女版的雷金纳德和克劳维斯。
除了讽刺伦敦和乡居圈子里社交界的浮华与无聊之外，萨基的短篇小说还有诸多方面的主题，即以本书选入的作品为例略举一二：如具有浓厚异教色彩的作品《加布里埃尔-厄内斯特》、《山上的乐声》等，其中野狼化身的俊美、邪恶少年以及潘神化身的笑声“灿若金石又含混莫测”的黝黑英俊少年自然有作者性意识的投射；再如前面已经提及的《斯莱德尼·瓦斯塔尔》，则是对作者童年伤痛的惨淡一瞥。
萨基的小说中的人物虽像极了那位唯美主义的悖论大师，可他的小说的基调或者说总体感觉并不会跟王尔德的作品混淆。他的基调其实是“冷嘲”：他更加自持，更加无情，更加含而不露。他的克劳维斯虽“臭美”得要命，可透过作品你会发现萨基本人在对社会和他人进行无情的冷嘲的同时也并没有太把自己当回事。他的小说“真实到足够有趣又不会真实得令人生厌”（《圣韦斯帕鲁斯的故事》），虽可以当作笔墨游戏于茶余饭后消闲解闷，可他却从不会哗众取宠、粉饰太平——他丝毫无意为所谓爱德华时代的生活方式辩护，他的冷嘲有时真会如匕首投枪般力透纸背，比如《拉普洛什卡的灵魂》、《托比莫利》、《预警》、《“马品式”人生》等诸篇。诚如他的后辈作家v.s.普里切特所言：“萨基写起来就像个仇敌。社会已经使他厌烦到几乎想杀人的程度。一两声响亮的嘲笑不过是恐惧的嘶喊的替代物。”古人讲“长歌当哭”，萨基不过是“长笑当哭”罢了。
冯涛
二〇〇五年岁末
二〇一七年年中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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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译后记 我们终会遇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