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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园里的这些‘马品围场’相对旧式的动物笼子来说可算是巨大的进步，”詹姆斯·格特尔伯利太太放下一份画报，“它们给人一种幻觉，像是看到了动物在它们自然环境下的样子。我很好奇动物自己会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这种幻觉。”
    “那就要看是什么动物了，”她侄女道，“如果是丛林的野禽，只要你为它提供足量的妻子，各色植物的种子和蚂蚁卵，再加上宽绰的一堆松土供它随意乱刨，一株适宜的树供它栖息，还要有一两个对手凑趣儿，它无疑就会觉得它天然的丛林环境得到了忠实的复制。当然还应该有丛林野猫、猛禽以及其他促其猝死的代理以增加它自由的幻觉，不过鸟单靠自己的想象就能创造出这些——您就看看但凡有只秃鼻乌鸦或是斑尾林鸽飞过，一只家禽是怎么护着它的鸡雏死命大呼小叫吧。”
    “这么说来，你觉得它们当真是有这么种幻觉了，只要给它们提供空间，足够它们——”
    “只限于少量情况。我怎么都不信一英亩左右有形的围场能为一只狼或是老虎模拟出它们在野生状态下夜间漫游的环境。您就想想吧，一只真正的野兽在每天傍晚从窝里出来时，它面前会呈现多少声音、气味以及对往事的回忆，凭借这些知识它就能在几分钟内迅速找到一个就近的猎场，所有追猎的乐趣和狂怒都在那儿等着它呢；再想想它们头脑中塞满的各色感觉：每一阵风声，每一声叫喊，每一条弯曲的嫩枝，每一缕透入鼻孔的气味都别有意味，都跟生命、死亡和晚餐息息相关。想象一下，若能潜行至你自己特别的饮水处，选择你特别的一棵树来磨爪子，找到你自己特别的干草床在上头打滚，那该有多惬意。而如今，用以取代所有这一切的却是造一个有形的散步场地，不论是飞驰还是爬行，总共就那么大一个地方，还覆上陈旧而且一成不变的各种气味，配以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或利害的嘶叫和声音。作为原来狭窄笼子的替代品，这种新的围场非常出色，可我不得不认为这真是对于自由生命的一种贫乏的模仿。”
    “这么想未免太压抑了，”格特尔伯利太太道，“它们看起来这么广阔又这么自然，不过我想有很多我们视乎自然的对野生动物来说却可能毫无意义。”
    “这正是我们那种超级自欺能力的表现，”侄女道，“我们能够在我们特别的马品围场里过着我们虚幻、愚蠢的小日子，同时又能劝服自己，觉得我们正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过着理性生活的自由男女。”
    “可是老天爷，”姑母叫道，立即跳起来激愤地自卫，“我们是过着理性的生活！你说的限制是什么意思？我们只不过受到文明社会正常、得体的习俗的限制。”
    “我们受到收入和机会的限制，”侄女镇定而又无情地道，“而且首要地受限于缺乏首创精神。对有些人而言，收入有限并没什么大不了，事实上，这似乎经常还能成为一种促进，使你从生活中获得大量的现实；我确信，有一些男男女女虽只能在巴黎的陋街小巷里购买日用品，买上四个胡萝卜和一小块牛肉维持日常生计，却并不妨碍他们过一种绝对真实、有意义的生活。缺乏首创精神才是真正使我们残疾的因素，就是这个将您、我还有詹姆斯姑父这么毫无指望地限制在里面。我们正是无数被关在一个马品围场中的动物，差别只在于，动物还有人要看，可是连想看看我们的人都没有。实际上也根本没什么可看的东西。我们冬天感冒夏天犯花粉热，即便有只黄蜂叮了我们一口，那也是黄蜂的首创精神，不是我们的；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静待肿胀消退。即便我们确实受到了当地的关注，出了名，也是经由间接的途径；比如今年碰巧是玉兰花的开花大年，邻居们就会说：‘你看到格特尔伯利家的玉兰花了吗？真是开得花团锦簇。’而我们就会四处告诉人家今年共开了五十七朵花，去年才只三十九朵。”
    “国王加冕那年开过六十朵呢，”姑妈插话道，“你姑父每年都记录在案，已经记了八年了。”
    “难道您就从没想过，”侄女毫不留情地继续道，“要是我们搬离了这儿或是不在了，那么谁碰巧住了这幢房子和花园，我们在本地的这点名头不就自动转到他头上去了吗？那时候大家就会说，‘你看到史密斯-詹金斯家的玉兰花了吗？真是开得花团锦簇啊。’或是，‘史密斯-詹金斯告诉我，今年一朵玉兰花都甭想见到了；东风把所有的花苞都吹成了黑色。’而如果，就算我们已经走了，大家仍会将我们的名字跟那棵玉兰树联系在一起，不管它已经暂时归了谁，如果他们说，‘啊，格特尔伯利家就是在那棵树上把他们的厨娘吊死的，就因为她配错了芦笋的调味酱。’这才是真正应归之于我们自己的首创性的事件，跟东风啦，玉兰树的生命力啦等等都截然不同了。”
    “我们决不会做出这等事来。”姑母道。
    侄女无奈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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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没法想象，”她承认道，“自然，”她继续道，“有很多途径可以无须犯下耸人听闻的暴力罪行也能过上真正的人生。给我们的生活贴上马品标签的是那些假装重要的可怕的日常琐碎。要不是这么悲惨的话，这倒是颇有些喜剧性的，比如听到詹姆斯姑父一大早就大惊小怪地宣称，‘我得进城去打听打听大家都在怎么说墨西哥的事。那儿的事态看来开始严重起来了。’然后他就急匆匆出门进了城，跟烟草商一本正经地谈一会儿，顺带买一盎司烟草；也许他碰到了这个世界上另一两位思想家，跟他们一本正经地谈一会儿，然后又急匆匆地赶回来，更加一本正经地宣布，‘我刚在城里跟几个人谈到墨西哥眼下的事态。他们都赞同我的观点，即那儿的事态在转好之前肯定会进一步恶化。’城里才不会有人操心他对墨西哥事态的看法或者他是不是有什么看法呢。连那位烟草商都不会担心他买的那一盎司烟草；他很清楚他每星期都会买同一品种同样数量的烟草。詹姆斯姑父如果不是去了城里，而是仰面朝天躺在花园里跟丁香树谈论毛毛虫的习性也不会有丝毫差别。”
    “我决不想听到有关你姑父的这等事。”詹姆斯·格特尔伯利太太愤怒地道。
    “我的情况还不是一样糟糕一样悲惨，”侄女冷静地道，“几乎有关我的所有一切都尽是因袭常规的伪装。我舞跳得不好，也没人真心觉得我好看，可当我去参加本地的那种无聊的小舞会时，却按常规理应‘玩得快乐无比’，理应吸引那些本地骑士热情的臣服，理应满脑子旋转着幸福的回味回到家里。事实上，我只不过索然无味地跳了几小时的舞，喝了几杯粗劣的葡萄酒，听了无数吃力的轻浮谈话。要是跟那个有着愉快目光的副牧师趁着月色做一回偷鸡贼倒是刺激得多了；把契伯福德一家成天吹嘘的那些白色米诺卡鸡给他一锅端了，想想都觉得开心。我们把鸡都卖了以后可以把收益捐给某个慈善会，所以也就算不上错事了。可是在我人生的马品式局限之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等事。不定什么时候，某个无趣、正派的平庸之辈会在某个网球派对上‘赢得我的芳心’，如俗话所说，于是附近所有那些无聊的流言闲话就会开始打听我们什么时候订婚，于是最后我们也就当真订了婚，于是大家就会送我们黄油碟子、吸墨纸盒子，还有年轻女人喂天鹅的镶了框的画。嗨，姑父，您要出去吗？”
    “我要去城里一趟，”詹姆斯·格特尔伯利先生道，颇带了些严重的意味，“我想去听听大家是怎么说阿尔巴尼亚的。那儿的事态开始显得相当严重了。可依我看来还没到底呢。”
    在这个问题上他也许是对的，可阿尔巴尼亚眼下或是预期的情形又跟格特尔伯利太太突然大放悲声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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