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最新域名 m.boshishuwu.com

    袁可立，字礼卿，号节寰，河南归德府睢州人，明朝忠臣，中国十大清官之一。初任南直隶苏州府推官，升山西道监察御史，因直谏而罚岁俸，遭罢官回籍。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为官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清官廉吏和抗金名臣，策反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

    袁可立，出生于河南归德府睢州，父亲袁淮时年已四十二岁，父亲对于祖父袁永康的早逝经常悲痛，一直侍奉着祖母李氏，虽然生活窘迫，也尽力让李氏开心。并教导袁可立考取功名，尽忠报国，时年二十八岁的袁可立考中进士。

    在任南直隶苏州府推官，连审御批大案，而立之年的袁可立血气方刚，初生之犊不畏虎。苏州，是当朝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的故乡，背景不是一般复杂，来此赴任的官员无一不是如履薄冰。座师陆树声谙熟江南官场，对袁可立的前途十分担忧。

    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因依法按治宰辅申时行内亲吴之祯，而得罪申时行，应天巡抚李涞巴结献媚申时行，遂诬劾太守。中丞李涞劾其不职，得旨：下所司堪问。李涞迫害石昆玉的由头是“擅动吴县库银”，案情惊动皇帝，查了一两个月，结果是子虚乌有，于是公论汹汹。南道御史李用中指斥申时行和李涞挟私报复。申时行上疏自辩：“臣何能私臣家人申炳？……若抚臣李涞之参石昆玉以钱粮，而臣之行勘昆玉正以显明其心迹”，说查处石昆玉有县令和巡抚的举报材料，我不过秉公执法而已。案件一时陷入僵局。因李涞与宰辅申时行、王锡爵交厚，有司惧其威，无敢问者。“事下四郡，司礼皆知诬陷，相顾愕盱。”江南四郡的大僚惧怕惹祸上身，推来推去没人接案，最后把这个烫手山芋推到袁可立手里。

    袁可立“以锄奸为己任”，百辩雪其冤，“四郡推公秉笔，公伸牍尽雪其冤。同列为缩项。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谳成，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李涞以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至去官，历史记载是首辅申时行仅仅离职四天后准回籍。

    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权势，不仅使他声名远扬，也成就他为中国历史上的‘推官’楷模。此后，袁可立成为苏州府名宦祠中与文天祥、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并列的清官廉吏，更是明清两代近二百位苏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祭名宦祠的。袁可立执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问案释疑，理雪冤狱。

    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审结了一场轰动大明朝野的江南重案，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董范之变”，又称“湖州案”。

    董份，浙江乌程县人，官终礼部尚书。欧阳一敬劾其党严嵩，诏黜为民。董份在官攀附权贵，居乡广占良田。“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董份之孙董嗣成本想让贫苦小民低价赎回自己的田地，以为善举，未曾想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众聚众哄抢闹事。

    又有乌程县祭酒范应期称霸一方，遮上诉状者千人，浙江巡抚王汝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按临湖州，仓促办案，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范不堪其辱自缢而死，子范汝讷服毒而亡。范妻吴氏赴京诉冤，上见疏大怒，命将彭应参、张应望下狱，王汝训等俱削籍为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都御史衷贞吉等均受牵连，案件震惊朝野，处理官员级别之高举国惊叹。从抚按到知府衙役，几尽塌方式被问罪，所涉大小衙门官员无敢再有过问此案者，而百姓状告不止，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风险。

    董氏一案，让当地主政官员大伤脑筋，召集浙江两台商议，最后决定征召袁可立前往处置。又查得董家田产多以抵债或低价收购、接受投献而来，但董、范两家仗着万岁爷开了金口势不让人，要求官府严惩参与打砸抢的乱民。袁可立顶住压力，认为法不及众，劝董、范两家见好就收，竭力保护弱势民众，将少数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其余均以民事分发各县衙门从轻发落，使这一轰动朝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经过退还和平价赎回，董家田产所剩十不及三，而贫民获益者颇多，董家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董份及长孙嗣成、次孙嗣昭三人“相继下世”，转眼间人财两空。说来董份和陆树声是同年，而陆为袁可立同年董其昌恩师，算袁可立的师叔辈分，又是当朝正副宰相申时行和王锡爵的座师，新任抚按和两台把这个震惊全国的棘手大案推给袁可立处理，其风险之高不言而喻，几百年后观之仍觉惊心动魄。

    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千余人，至殃及株连老幼无辜。于是，他不惜得罪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数百名无辜百姓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上半年，袁可立奉命汛期巡海，一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精美异常，袁可立致谢后将刀奉还，但凭经验发现这并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属国琉球。

    明军上报在崇明县擒获倭船一只，军方指称上有倭寇三十四名，南京为之震动，南大司马周世选上报至京师，并夸张战报说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还有大量物资船械。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迅速坐实结案将人犯处决，推官袁可立在审验时发现没有战俘的任何口供，坚持不可草菅人命。袁可立接手时，发现被指倭寇的实际人数只有二十人，且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偶有能语者“皆鸟语不可辩”。

    袁可立据理力争，主张将人犯缓死暂系吴县监狱，重新查验所缴获的物品，竟惊讶地发现三把“倭刀”很是面熟，仔细勘验后发现就是千总在数月前让自己看过的那三把“倭刀”，又被当作“战利品”上报其中。于是，顿觉案件大有蹊跷，推翻前案进行重审，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但千总盛气凌人，死不承认诬良为寇，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琉球贡使来中国转至南都，袁可立请他们指认，‘倭寇’见贡使至大哭，贡使一眼就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国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漂落才不幸被官兵捕来的，贡使所述人数特征完全相合。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回国与妻子团聚。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国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结果上报京城，御批：“今后沿海地方获有夷人船还要详译真伪，毋得希图功赏枉害远人。”

    袁可立在任苏州府推官，事起于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朝，倭寇出没，吴中一带实行“海禁”，一些势家动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相互倾轧。

    秦灯，无锡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喜欢听曲唱戏。和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云间乔一琦三人甚相投。“王能文章，秦能说善论，乔善书能武，各有时名。”三人顺应当时的形势，招募乡兵御倭保家，年轻气盛，有一个叫赵州平的恶少混迹进来，一来二去和地方富豪大户结下梁子。鲜衣怒马，瞠目语难，招摇都市，遂有告其谋叛者，仇家举报说他们大肆招兵买马，企图聚众谋反。指控说三人在一酒楼内指天划地拜把子起誓，竟口称“朕”大逆不道。福建巡抚许敬庵接报后大惊，立即通报应天巡抚朱弘谟，朱弘谟本就对江南世家有看法，又好大喜功不懂戏文，立刻兴大狱将三人做实。

    事件惊到了身居九重的万历帝：“朕意此恐风闻，若擅发行必骇众听，惑乱人心”，三司大惊。错愕不知所出，第拟旨：抚按会勘。兵部尚书石星感到事情重大，一旦坐实就不是三个人头落地的事，怕有出入再次派人查实。吏科给事中耿随龙曾上奏说“丹阳县民赵州平等恶少酒狂，初非倡乱不得误入”，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奏疏被压了下来。巡抚朱弘谟担心自己官帽不保便抢先定调判决，判秦灯斩、王士骕入监、乔一琦阅读模式加载的章节内容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内容，请退出阅读模式阅读

阅读模式无法加载图片章节，请推出阅读模式阅读完整内容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