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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我退思补过，将有所匡正，会悉心考虑的，你能苦言衷告，我尤为赞许。”

    大司马曹真率兵伐蜀，因天遇大雨，不得前进，杨阜上疏说：“从前周文王时有赤乌出现，是种好的征兆，但他忧虑得时至黄昏还顾不上吃饭。武王伐纣时，有白鱼跳进船里，君臣都为之变色。行动时有吉祥征兆出现，他们尚且忧虑不已，更何况有灾异情况，怎能不恐惧呢而今吴、蜀未平，而天灾不断，陛下应当深以反省，专精应答，侧席而坐，用以昭示德行，对内则崇尚节俭。大军刚刚出发就遇上大雨，被阻隔停留在艰险的崇山峻岭之中，已经有很多天了。转运粮草很艰辛，负荷重，费用特多，如果不能提供后继，一定事与愿违。《左传》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徒然将大军在山谷中困着，进退不得，这不是用兵之道。武王见白鱼跳船而还师，殷商最终还是被灭掉，因为武王知道天意。而今年歉收，百姓饥苦，应发布告示，减少宫庭中食物和衣服的花销，技巧珍玩之物，都可以免掉。从前邵信臣生活在太平时代，但还是奏表，要求减省多余的食物。而今军用不足，更应节俭。”明帝下诏让各路大军班师回朝。

    后来明帝下诏，让大臣议论哪些政治措施不便于民，杨阜认为：“好的政治在于任人唯贤，使国家振兴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如果置贤于不顾，只用自己的亲信，这是最坏的政治。如果大兴土木，修建宽敞的宫殿，高高的台榭，妨害人民正常的劳作，这是伤害农业生产的。那些工匠不务正业，而是竞作奇巧，以迎合皇帝的私欲，这是最为危害国家的根本的。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当今官吏不论雅俗与否，治理国家的时候都不了解统治的基本原则，只是喜好烦琐和严厉，这是最为乱民的办法了。当务之急是要根除上文提到的‘忘治、害农、伤本、乱民’的四个弊端，昭示于公卿百官与各州郡及藩国，推举贤良方正、朴实敦厚的士子，这是求取贤人的一个重要办法。”杨阜又上书要求那些失宠宫人出宫，于是召集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御府吏恪守过去法令说：“这是秘密，不能泄露。”杨阜大怒，对这个官吏处以杖打一百的惩罚，并训斥说：“国家从不把九卿排在国家机密之外，难道还有让小吏知道的秘密，而不让九卿知道？”明帝闻讯后更加敬畏杨阜了。

    明帝的爱女曹淑，不幸夭折，明帝哀痛不已，追封她为平原公主，在洛阳专为她修庙，把她埋葬在南陵，明帝要亲自送丧，杨阜上疏说：“文皇帝、武宣皇后死时，陛下都未送葬，因为以国家为重，以备有变，为什么为一个小孩去送葬呢”明帝没有听从。

    明帝在许昌营建新宫，又在洛阳修建宫殿观阁，杨阜上疏说：“尧居茅屋而天下安居，禹住低宫而百姓乐业。古代圣帝明王，没有人为自己建造高大华丽的宫殿而劳民伤财的。夏桀修筑璇室、象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结果亡国丧身。楚灵王因为修筑章华台，结果身受其祸;秦始皇营造阿房宫，结果殃及儿子，天下背叛，帝位仅传到二世就亡国了。凡是不顾惜老百姓只图自己快活的人没有不自取灭亡的。陛下应当效法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吸取夏桀、殷纣、楚灵、秦始皇的教训。高高在上，当修德行。要谨慎地守护王位，才能继承祖业。否则，巍巍皇权，岌岌可危。不早晚警惕，抚恤臣民，仍自我逸乐，崇尚华丽的宫室，则必有颠覆危亡的灾祸。《周易·丰卦》说：‘盖起大屋，遮蔽家人，从外望进去，好像没人。’大王应以天下为家，说大屋无人，这是灾祸的征兆。而今吴、蜀二贼联合，危害国家，十万大军，东西奔走，边境无安宁之日。农民不能从事生产，面有饥色。陛下不忧虑这些大事，而是大兴土木，无休无止。如果国亡而我们大臣都能活下来，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但是君王为首领，大臣为肢体，存亡一体，生死与共。《孝经》说：‘天子有敢于直谏的大臣，只要七人，那么即使他治国不当，也不会失去天下的。’我虽然愚笨怯弱，但又怎敢失为臣的本分呢言语不切直，就不能感动陛下。如果陛下不听劝告，恐怕祖先打下的天下会败亡的。假如让我身死，而能对国家有所补益，那么，我虽死犹生。我这是在敲着棺材劝谏，等待杀戮。”明帝为他的忠言所感动，亲笔写诏书作答。

    后来，每当朝廷会议大事，杨阜总是侃侃而谈，以天下为己任，反复谏诤，明帝不听，于是他反复乞求辞职，未得允许。明帝还是个比较宽容的皇帝，虽然不一定听得进去，但都没有打击报复，在这一方面，曹睿比曹操、刘备和孙权要贤明，更别说孙皓一流人物了。

    一个文臣的政治才能，不一定体现在提出政治制度，健全法律体系，也在于能及时发现君主的错误，敢于直言不讳地提出，唐朝的贞观之治，既因为唐太宗的贤明，也因为房谋杜断，而直言谏争的魏征，至今也被人们称颂，所以，杨阜的忠直，决定了他的政治能力应该很高的。阅读模式加载的章节内容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内容，请退出阅读模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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